三舅走的那天晚上，月亮白得像一张纸。
下午五点多，他坐在老屋堂屋那张瘸了腿的八仙桌前，就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盘切得厚薄不匀的猪头肉，把最后一杯酒倒进嘴里。那杯子是搪瓷的，白底蓝边，磕掉了几块瓷，露出底下黑锈的铁。八两白酒，他喝了将近三个钟头，从日头偏西喝到天擦黑。喝完最后一杯，他把杯子倒扣在桌上，叹了口气，然后趴在桌面上，像午睡一样安静。
等表弟发现的时候，他的胳膊已经凉了。
消息传得快。我们赶到时，灵堂还没搭起来，三舅就躺在堂屋正中的门板上，身上盖着一条旧棉被，被面是大红牡丹的，洗得发白。表弟跪在旁边烧纸，火盆里的黄纸一卷一卷地蜷缩成灰，飘起来沾在他泪湿的脸上。三舅妈坐在门槛上，眼神是空的，被几个婶婶搀着，一声没哭。
大约九点，有人敲院门。
来的不是亲戚。是镇上收老酒的陈胖子，开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，后厢里堆着泡沫箱和胶带。他搓着手走进院子，对表弟点头哈腰：“听说三叔走了，那……那些酒……”
表弟抬起头，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桃。“搬吧。”他说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。
陈胖子应了一声，招呼跟来的两个伙计开始动手。
三舅的酒在东厢房。那间屋子不大，靠墙打了整整一面木架子，从地面到天花板，整整齐齐码着白酒。有本地的土烧，有四川的浓香，有贵州的酱香，还有一些玻璃瓶上贴着褪色标签、看不出来历的散酒。每一瓶都用抹布擦过，瓶口朝外，像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。三舅生前没什么爱好，退休工资大半花在这上头。他不喝贵的，也不喝假的，只是攒着，说等哪天高兴了开一瓶。
陈胖子指挥伙计拿泡沫箱，一瓶一瓶往里装。动作倒还算小心，但木架子年久失修，搬到底层时碰了一下，上面一层的老酒晃了晃，咣当一声摔下来一瓶。瓶子裂了，酒香一下子炸开，浓烈得呛人。是那种存放了七八年的高粱酒，香气里有粮食的甜和时光的陈。
“慢点！慢点！”陈胖子急得拍大腿，“这可是九几年的老酒，比你们值钱！”
表弟突然站起来。我以为他要发火，但他只是走过去，蹲在碎玻璃旁边，用手蘸了一点洒在地上的酒，放进嘴里。他的手指在抖。那酒液在灯光下是琥珀色的，顺着他指缝淌下来，像血。
“我爸攒了十二年。”表弟说，声音很轻，“他说等我结婚那天开一瓶最好的。”
陈胖子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箱子里码瓶子，动作明显慢了。
三舅妈不知什么时候从门槛上站了起来，扶着门框走进东厢房。她看着那一排排被搬空的架子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伸手摸了摸最上层那个空出来的位置。那里原本放着一瓶没贴标签的土陶罐，三舅跟我说过，是他年轻时在酒厂当学徒，老师傅送的最后一坛原浆，埋了二十年才起出来。
“那坛呢？”我问陈胖子。
他愣了一下，回头在箱子里翻找。“没……没见着啊。”
表弟站起来，在碎玻璃和酒渍里走了两步，蹲下身，从架子最底下的角落里拖出一个灰扑扑的陶罐。罐口用黄泥封着，泥上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“囍”字，是三舅自己的笔迹。罐子完好无损。
“这个不卖。”表弟抱着陶罐，像抱着一个婴儿。
陈胖子搓着手，脸上的肉堆起来笑了笑：“这个……这个行情好，能卖这个数。”他伸出五根手指。
表弟没看他，抱着罐子走到堂屋，放在三舅脚边的地上。陶罐挨着门板，挨着那床大红牡丹的棉被，挨着一个刚刚停止呼吸的男人。酒香从封泥的缝隙里丝丝缕缕地渗出来，和烧纸的烟气混在一起，飘满整个屋子。
陈胖子带着两车酒走了。院子里空了，只留下一地泡沫碎屑和几道轮胎印。月亮升到中天，白得刺眼，照着老屋的瓦顶，照着院子里那棵三舅年轻时手植的桂花树，照着堂屋里一个男人和他脚边一坛未曾启封的酒。
表弟坐在门槛上，抱着那坛“囍”字陶罐，跟我并排。
“你说，”他看着月亮，眼睛干涩，“我爸喝最后一杯的时候，想什么呢？”
我想了想。想三舅倒扣在桌上的搪瓷杯，杯底残留的酒渍已经干了，留下一圈浅褐色的印子。想他趴在桌上的姿势，脸侧向门口，好像在等什么人推门进来。
“可能在想，”我说，“这八两酒喝完了，明天喝什么。”
表弟没笑，把脸埋进陶罐的封泥里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无声地哭。酒香裹着他，浓得像化不开的夜。
天亮之前，最后一辆收酒的车也走了。东厢房的木架子空空荡荡，只剩墙角几道深褐色的酒渍，是这些年偶尔漏出来的，已经渗进水泥地面，擦不掉了。
三舅妈的哭声在黎明时分终于响起来，尖细的，绵长的，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布。表弟抱着陶罐跪在灵前，往火盆里一张一张续纸。火光映着他脸上的泪痕，也映着那坛酒上歪歪扭扭的“囍”字。
谁也不知道这坛酒最后会怎样。也许表弟结婚那天会打开，也许永远不会。
三舅的酒杯还倒扣在八仙桌上，白底蓝边，磕掉了几块瓷。没有人去动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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